中国能源30年:我们如何通过三次能源革命,将美国拉下霸主地位?

来源:柏年说政经 编辑:jianping 能源革命
2020年12月底,浙江、湖南等多地突然公布的限电通知,唤醒了中国人尘封已久的“限电”记忆。

说起“限电”,现在40岁以上的人应该还能清楚地记得,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,“拉闸停电”对于广大城市家庭来说,算是家常便饭。

那是中国能源形势最严峻的时期,一边是改革开放后,突飞猛进的工业、民生用电需求,另一边却是老旧落后的能源供应,能源缺口甚至高过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。

为此,近30年来,中国分别在能源开采、发电设备、输电网络三个关键环节,掀起了三次“能源革命”。

而中国的能源产量,也在“革命”之中,从1980年的世界第八、美国的1/3,成为世界第一,美国的1.7倍(2019年数据)。

转眼间30年过去了,中国人使用的家庭电器种类越来越丰富。从电灯、电冰箱,到空调、新能源汽车,用电量越来越高,但“限电”的困扰,却在悄然间退出了普通人的生活。

仔细想一想,你家里有多长时间没有停过电了?

30年来,在生产与生活用电爆炸式增长的同时,中国究竟是怎么做到“不限电”,这一看似简单,但实则宏伟的目标的?

今天就来看看,中国能源工业背后的那些困苦、汗水和传奇……


黑色的起始

1992年8月28日,星期五,是让北京市供电局通讯员唐松寒,印象深刻的一天。

这天下午,唐松寒所在单位,接到华北电管局下达的紧急命令——因为电网负荷过载,电力供应不过来,北京需要“拉闸限电”。

一个小时后,北京1000多路电网,被唐松寒的同事们断掉了765路,相当于总负荷的三成。

全市大停电之后,很快,供电局的电话铃声便如骤雨般袭来。

“喂!我们是回民医院,我们要给重病人手术,请求马上供电。”

“叔叔,快给电吧,还等着看电视呢。”

热线电话里有人告急,有人询问,当然还有不少抱怨。

这场史称“8·28”的北京大停电,一直持续到了夜里。

仲夏夜,停电时间长了,有人家冰箱里的雪糕化了不说,连冻肉都馊了。

唐松寒下班回家后,还平白受到街坊邻居们不少埋怨,人们纷纷质问他:“你还是供电局的呢,怎么把自己家的闸也拉了啊?”

至于他亲手带来的这场停电,还造成了哪些事故,唐松寒后来才知道:

停电那一天,北京四大商场之一的“隆福大厦”,建店40年以来第一次被断电,据估计一天营业额损失过百万;

而玻璃五厂等电等不来,只能忍痛把溶液放掉……

因为停电造成的损失过大,唐松寒给《北京晚报》撰稿时,称“8·28”这一天为“黑色星期五”,引发一场舆论风波。

《北京晚报》报道

为了减少“拉闸限电”的窘境,当时的北京也想出不少招数节约用电。

例如“错峰用电”,将不同区域的企业职工公休时间错开,周三崇文、周四宣武、周五西城。

居委会大妈们则每日巡视街道,提醒居民们随手关灯。而要是谁家要是偷偷安装、当时被视为“奢侈品”的空调,那一定会被大妈们批评为“不顾大局”,有空调也不敢开。

30年前的用电困境,硬是逼着一代中国人,养成了“节约用电”的习惯。对比今天没日没夜开着空调、亮着灯的美国人,不禁让人倍感辛酸。

不过,仅仅让居民节约用电是不够的。

当时的北京,还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工业城市,仅首钢及其配套工厂,用电量就占到了全北京的20%。工业用电更加重要,可是万万断不得的。

据统计,为了保障工业用电,1992年这年,从1月到8月的244天里,北京居民有184天是在拉闸限电中度过的。

作为重点城市的首都北京尚且如此,其他地区的用电环境就更差。

例如在四川,80年代普遍实行每周“停三保四”制度,但依旧保不住每周用电四天。江苏则是“停二保五”,实际上也保不了五天。广州必须以高价和外汇向香港买电,而且依然停电频繁。

全国除西北、云南、广西外,所有工业发达的地区都严重缺电。

而在农村,很多农民甚至没有“电力”这个概念,直到1989年,农村电力入户率也只有不到80%,有电的地方,一天也仅通电几个小时,民用燃料短缺高达1/3。

为了解决用电问题,1985年至1992年,中国实行了数年“夏令时”制度——由交通部工程师窦莘元首倡,每年从4月中旬至9月中旬,时间调快一个小时,借此督促民众早睡早起,减少夜生活时间和用电量。

然而,夏令时却在不习惯早睡的南方和西部地区,造成了不小的混乱。

例如在广州,汽车司机们由于“晚睡早起”、疲劳驾驶,交通事故率上升3成。在中西部地区,学生们往往每天天不亮就要爬起来上学,而放学时太阳却正是正午。

千方百计遏制电力消费,终究不是长久之策,也不利于经济发展。解决中国的能源短缺问题,归根结底要从提高能源供应下手。

而能源供应的第一站,则是燃料开采。

燃料开采:有水快流

中国的能源结构,用一句话就可以总结——“多煤、少油、缺气”。

自从1877年唐山开滦煤矿投产以来,煤炭一直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,最高占比超过95%,至今仍有60%的比重。

新中国成立后,经历了数轮“五年规划”,中国煤炭生产取得了不俗的成绩,从1949年的年产3000万吨,上升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年产5亿吨。

不过,相比于我国庞大的煤炭储量,煤炭开采受制于落后的开采设备,增产潜力还远远没有被激发出来。

1980年,中国煤矿机械化率只有33%。也就是说2/3的煤矿,是靠工人们徒手挖出来的,和100年前的大清没什么区别。

为了尽快满足我国的能源缺口,80年代中期,中国政府提出“大矿大开、小矿放开,不要细水长流、而要有水快流”的观点。

在“有水快流”的思想指导下,国家与民间一起上,拉开了轰轰烈烈的煤矿体制改革:

1983年,煤炭部公布了《关于积极支持群众办矿的通知》,开始允许私人从事煤矿开采。

1985年,煤炭行业学习农村改革,实施投入产出总承包政策;1992年,又取消计划外价格限制,显露出市场经济的本色。

1995年,煤矿试行现代化企业制度;1998年,国务院下放直属煤炭企业,推进政企分开。

在一系列体制改革的加持下,煤炭企业生产动力大大增强。这一时期诞生的“五大露天煤矿”,就是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。

改革开放前,我国露天煤矿多是“一五”时期苏联援建的,开采工艺基本为“铲车+铁路”的组合,设备进口自苏联及东欧国家。

尽管露天煤矿开采成本低、效率高,但由于中苏交恶后,煤矿设备更新困难,露天煤矿开发长期停滞。

直到改革开放后,我国用宝贵的外汇,再度引入美国卡特彼勒、日本小松等外国公司更加先进灵活的“铲车+卡车”设备,甚至与美国能源公司合作办矿,露天煤矿事业才再度重启。



平朔煤矿进口的巨型铲车+卡车

1987年,作为中外合作的重点项目之一——平朔露天煤矿,拿着“中外合作001号营业执照”正式投产,并一举摘得“世界最大露天煤矿”的桂冠。

结果投产不到4年,世界煤炭行情不好,平朔煤矿的美国管理方选择退出。美国人走之前,破坏性地采掘煤层,使得整个煤矿项目面临夭折。

但中国人并不服输。

美国人撤摊后,国家将空出来的管理岗位,全部换上年轻大学生,结合着几年间煤矿工人积累下来的经验,硬是自己把煤矿撑了起来。

有了平朔煤矿的运营经验,我国后续又自行设计了霍林河、伊敏河、元宝山、准格尔露天煤矿,他们与平朔煤矿一起,并称为“五大露天煤矿”,每一座煤矿年产量均在1500万吨以上,至今仍在我国煤矿业界,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除了国营大矿突飞猛进之外,体制改革,也让民间小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。

“有水快流”最火的时候,商店办煤矿、学校办煤矿、连农民也办煤矿。一时间,全国煤矿数量最多达8万多家。

在这些小煤窑的背后,财大气粗的煤老板们,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。

不可否认,在我国工业化的关键时期,特别是2001年入世之后,民营小煤矿为我国能源供应,做出了卓越贡献。

从2001年至2012年,我国原煤年产量从不到15万吨,上涨至接近40万吨,其中民营煤矿产量占到1/3,并支撑我国年发电量从1.5亿千瓦时,上涨至5万亿千瓦时。

同一时期,煤炭价格也从每吨150元上涨至500元,与发电量涨幅惊人的一致,煤老板们因此赚得盆满钵满。

然而,相比于国营大矿,民营小煤矿效率低、污染大、安全风险高的缺点也暴露了出来。小煤窑开采1吨煤,损耗资源是大矿的3倍,工人死亡率则是大矿的7倍。

特别是在隆冬时节,煤炭价格上涨,小煤窑为了利益超负荷运转,导致矿难的现象更是屡禁不止。

例如在煤炭大省山西,2006年供暖季前后的一个月内,就发生了5起小煤窑矿难:

10月24日,太原市万柏林区耙沟煤矿发生炸药爆炸事故,11人死亡。

11月3日,吕梁市临县新民煤矿发生雷管爆炸事故,9人死亡;

11月7日,太原市冀家沟煤矿发生透水事故,造成10人死亡。

11月12日,晋中市灵石县南山煤矿井下发生炸药燃烧事故,34人死亡;

11月26日,临汾市尧都区河底乡芦苇滩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,24人死亡。

接连不断的矿难新闻,让政府和社会反思,“带血的煤炭”是否符合社会的根本利益。

作为对“有水快流”的纠正,从2007年开始,国家推动煤炭企业“大并小”。从3万吨、6万吨再到9万吨,逐步淘汰私人小煤窑。

2011年,山西年产30万吨以下的小煤矿,全部被淘汰。

低效落后的小煤窑关停后,中国煤矿机械率提升至98%,煤矿事故死亡人数,也从世纪初的每年六七千人,下降至去年的200余人。

煤炭行业彻底告别了粗放式发展,进入平稳、规范的新时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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